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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
来源: 点击数:2264次 更新时间:2013/11/28 8:55:54
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
来源: 点击数:3次 更新时间:2013-11-19 8:47:21

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,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,开办工厂,设立学堂,遣派留学,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,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,从轻视“工艺”转向讲求“工艺”,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,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,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。


一、“夷夏之防”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


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,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“夷夏之防”和传统技艺观。“夷夏之防”和“华夷之辨”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。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“本”,把艺事看作“末”,并且鄙视技艺,指为“奇技淫巧”,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。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。


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“师”夷,到必须“师”夷,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。这种转变,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。在中外武力较量中,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。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。李鸿章说:“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,而和亦不可久也。”“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,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,往“西国”制造厂“师习各艺”,又购买机器,在本国制习,取得了能“驾驶轮船、造放炸炮”的成效,使英国人不敢小看。“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,尚能及时改辙,知所取法,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,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。”“


对这种转变,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,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。如同治五年(1866年),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“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”是“不识时务”。奏折说:“西洋各国,雄长海邦,各不相下者无论矣。若夫日本,裹尔国耳,尚知发愤为雄、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,不思振作,耻孰甚焉!今不以不如人为耻,转因萌至其人,将来或可突过其人,而独以学其人为耻,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。遂可雪其耻乎。②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,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“师夷”、取法“泰西”,指出就是孔孟复生,也不能不谈洋务、不师夷。‘若(华学)尚不足以制敌,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,择善而从,又何嫌乎?”①


“师夷长技”,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,林则徐、魏源就提出来了。可惜被搁置了20年。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,林公、魏公已作古,时局更不堪问。李鸿章指出:“练兵、制器、购船诸事,师彼之长,去我之短,及今为之,而已迟矣。若再因循不办,或旋作旋掇,后患殆不忍言。”⑥可见,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“师夷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。这是洋务官员对“夷夏之防”观念的突破。


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“夷夏之防”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。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,洋务官员认识到,泰西各国所以强大,是由于他们重技艺,“专心一志”研究技艺,“不极其精不止”⑥。而且有专长的、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,得到专利,“获报甚厚”。“造艺能成就,名归之,利亦归之,故莫不争奇斗巧,以自求售。”。反观中国,“凡百工技艺、视为鄙事,聪明之士,不肯留意于其间,此所以少专家也。重儒学轻艺事,文武两途,舍“章句弓马”未由进身。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,与实用技术“隔膜太甚”。要改变这种状况,就要“破拘挛之故习,求制胜之实济”,“仿西法”,重视学习、研究技艺,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。⑥沈葆帧、丁日昌、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、特科,改革考试内容,把“器数之学”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,以此改变士于观念、“鼓励作新”,开启风气。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,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检讨、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、秀才等正途出身“儒者”入馆研习天文、算学。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。


上述观念的突破,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,有开通风气、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。


二、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


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“采西学、制洋器”为自强之道。把采用西学、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。李鸿章推崇洋学“逾于”华学,把肄习西学称为“中国自强根本”和“目前当务之急”,呼吁“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”,奏请“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”。④奕沂等认为,西学必须“急为肄习”,才谈得上制造轮船、枪炮、机器,才谈得上自强。⑦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,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,由造火轮船、火轮车到讲求“电气之学”、发明电报,“天地之气机,一发不可遏”。⑥他认为、欲求日进于富强,必须“循用西洋之法”,“彼之所长,循而习之,我之所短,改而修之”。⑥此外,陈廷经、张树声、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,恕不赘举。


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,还极力引进。对西学的引进,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:


1.聘请“洋教习”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。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、法、俄、德四国教师,分馆教授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德语。后来增设的算学馆、格致馆,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、各国史略、数理启蒙、代数学、格物、几何原本、平三角、弧三角、机器、微分积分、航海测算、化学、天文测算、重学测算、万国公法、富国策等。⑩福建船政学堂(“求是堂艺局”)聘请英、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、法语及数学、几何、代数、平三角、弧三角、地舆图说、航海全书等西学。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,“仿照同文馆之例”,由“洋教习”教授外语;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:英语、天文、地理、海图、星象、测量、轮船驾驶、几何、代数、三角、物理、微积分、鱼雷等,管轮学生学习算学、几何、三角、代数、重学、物力、汽理、行船、汽机、机器画法、机器实艺、修定鱼雷等;武备学堂教授天文、地理、格致、测绘、数学、化学、重学、枪炮使用、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。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、测算、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。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,参照天津、闽省学堂定章办学,延“西师”教授外语等西学。


2。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国学习西学。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、法语、施语以及机器制造、枪炮、水雷制造、轮船制造、轮船驾驶、开矿、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。3。通过翻译传播西学。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


译馆。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、格物入门、格物测算、法国律例、化学指南、星辐指掌、富国策、化学阐原、英文举偶、俄国史略、各国史略、全体通考、公法合通、星学发纫、电理测微、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。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,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、傅兰雅、玛高温三人专译“有稗制造书”,译出汽机发初、汽机问答、运规约指、泰西采煤图说等。@以后,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,厚聘“西士”,选派局员,相与口述笔译。其中,有算学、化学、汽机、火药、炮法、行船、防海、练军、采煤、开矿等。至光绪元年(1875年),计译出40余种,刊印24种。⑥


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、造就懂外语、有技术、能操作、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。他们认为,“有西学而后有人才”,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,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、技术人才、军事人才。这批新型人才,对中国工业、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
三、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


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。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。洋务官员以“采西学、制洋器”为自强之道。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:


1.认识到“机器制作”是西洋“长技”,要学过来。“取彼所长,辅我所短。洋人不“秘”其所长,愿意传授技术,正是“留其秘要”难得的好机会。


2.对机器制造技术“始因终创”⑥。曾国藩指出:“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,然后可以渐图自强。”④奕沂等说:“倘能专精务实,尽得其妙,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。”⑥


3.认识到样机器“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,工作效率比手工高。


4.认为“制造本原”是“抉其秘”、“学其学”。“抉其秘”就是探讨“西法”(制造技术)“博大潜奥之理”,知其所以然。“学其学”就是学习西学。关系制造的西学,“最要为算学、化学、汽机、火药、炮法等”。@奕沂等说:“西人长技在于制器,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。“制造机器、火器必须讲求天文、算学。”


5.认为对制造技术要“精益求精”。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,如枪炮制造,由前膛枪、炮发展到后膛枪、炮;轮船制造,由木壳船、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,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,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,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。


以上认识,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。虽不免肤浅,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。


四、其他几种观念的近代化


除上述外,洋务官员在人才观念、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等方面均有近代化的表现。前两者本人已有专文论述,此不重复。①


在军事观念上,首先是武器装备观念更新。在中外军事较量中,洋务官员注意到英、法侵略


者轮船、枪炮的坚利,认为中国兵器“远逊洋人”,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,而且不足以灭“土寇”。“自有以来,水师长龙、拖冒各项师船均成虚设,不但不能御敌,即追捕洋盗亦难得力。”⑥从而购置十仿造、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。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李鸿章在《筹议海防折》中,详细介绍了“西国水陆战守利器”,包括步枪;岸炮、水雷。他对这些利器作了“考究”而“得其大略”,指出:“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,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,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”。关于洋枪。他说,各国都改用后门枪,“以其手法灵捷,放速而及远”。他把英、俄、德、法、美“泰西五大强国”的新式后门枪的“利钝迟速”作了比较:“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,俄之惮尔打精于美,美之林明登精于英之士乃德及德法诸枪也。”从而认识到前此各国贱价售于中国的前门枪仍系“旧制”。即如已购进的林明登、士乃得后门枪也不是上品。因此,他拟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和俄国的恽尔打枪,“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”。关于岸炮,他说:“英德两国新式最精。德国克鹿L后门钢炮击败法兵,尤为驰名。”所以,他购买了克鹿炮,“分置大沽炮台、天津防营”。”总理衙门奕沂等指出:枪“必须用最精之枪,一律之枪式,方能有济”,“各国所制枪式,日久日新,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,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。现在英国所造之亨理麦提尼枪,又驾而上之。若用器先逊于人,则临阵更难制胜”。⑨可见,洋务官员正以科学眼光审视武器,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,讲求以新式、先进武器装备军队。


其次,采用西法操练军队。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,操练军队,提高军队素质。丁日昌在奏折中说:“他曾于沪上阅西人陆操,有能不假系援,徒手上城者;有能以篙植壕中,凭以跃过二三丈之壕者;有能足缘单绳,手放洋枪者。其助攻常者,前者死亡,后者继进,并不反顾。因此,他奏请要在沿海“精练”陆兵10万人,以成“劲旅”。⑨李鸿章奏请“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,一律改为洋枪炮队”,并换用后门进子枪,无事时“专讲操练”。⑥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,操练甚严,指出中国军械“不求甚精”、操练“不必甚严”的弊病,主张“取被之长,救我之短”,严加操练军队。


又次,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。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(军舰管驾等);北洋水师学堂、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。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,培养陆军将才。李鸿章说: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,精益求精,其兵船将务必由水师学堂、陆营将务必由武备书院造就,……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。故居今日而言武备,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。若仅凭血气之勇,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,终恐难操胜算。”@张之洞认为:“整军御武,将才为先。”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“泰西”,重要原因在于其“将领营哨各官,无一不由学堂出身。……今欲仿照德制,训练劲旅,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,不足以造就将才。”⑥这说明,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“讲究军事”、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。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“根本”,主张仿照西国“选将以学堂为根基”。“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,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。


再次,海防观念的近代化:建设近代海军、修筑新式岸炮台。这是海防观念近代化的重要体现。洋务官员认为轮船是海中“第一利器”,因此,奏请购买、制造轮船,建立近代海军。丁日昌指出:“海上争锋,纵有百号之艇船,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。”⑥李鸿章认为:海防“防之之法,大要分为两端:一为守定不动之法,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,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,而炮台所用炮位,须能击破铁甲船,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,设法阻挡水路,并藏伏水雷等器;一为挪移泛应之法,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,随时游击,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。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”。他奏请北、东、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号,根拨轮船10号,合共48号。北洋分驻烟台、旅顺口一带,东洋分驻长江外口,南洋分驻厦门、虎门。②后来,实际成军的是北洋海军(直隶)、南洋海军(两江)、福建海军。


修筑新式岸炮台是近代海防的另一重要设施。洋务官员注意到修筑炮台的近代科学性。如李鸿章建议:“各海口仿照样式修筑沙土炮台,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。”⑧丁宝侦具奏说:“此时修筑炮台,非仅如寻常守备,垒土累石,随便据险为之,遂谓可资捍御也。必须得熟习海疆形胜、精通地舆、探明算法而又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,或乘舟历险,或登山涉隘,远测近观,以定台基。台基既定、然后讲求筑之之法,方圆斜正,一一精审。务使被船之炮不能遗伤我台,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船,斯筑一台始得收一台之用。”⑩


五、作用、地位和局限


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“夷夏之防”和技艺观,接纳西学、引进西学、引进机器制造技术、改变原有陈旧观念。这种“创始之举”、“古来未有之事”①,在“故习之难除”的当时,对开启风气、启蒙思想、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,此其一。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。由轮船、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、制麻、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“西法”探矿.用机器采矿,举办电报、铁路等,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,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,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,此其二。专门人才被重视、被任用,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,对社会做出了贡献。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《几何原本》后九卷(前六卷明代已译出)、《代微积拾级》等;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,在江南制造总局,“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”,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,@此其三。由于西学的引进,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,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,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,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,为国防、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,此其四。由于西学的引进。传统的人才观念、经济观念、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,给人才培养、经济建设、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,此其五。


总之,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,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,在中国近代化


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。当然,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。如,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。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,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,如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等。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,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,不能改变,不必学外国。又如,技艺观及人才观、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。⑥再如,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,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,兵员素质差,成为乌合之众;封建乡土观念、地域观念、专制观念弥漫军队,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;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、靖内,惧伯反侵略战争等等。


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、不完备的。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裕、郑观应、马建忠、容闳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。尽管如此,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。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,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,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、付之实行。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,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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